目前，中国企业已经不满足国内的狭小市场，特别是在加入WTO后，全球市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海尔、联想、中远等“第一批吃海外螃蟹”的企业频传捷报的鼓舞下，更多的本土企业，甚至如新东方这样的教育机构，都竞相加入了挑战海外市场的“中国舰队”，企图把制造界的“东方不败”的盛名传播到海外的投资舞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已经达到447.7726亿美元之巨；而据国际咨询机构Bain & Company预计，到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额甚至将超过700亿欧元。

　　然而，在财务治理方面，由于观念背景的差异、以及受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在转战海外的过程中，“中国理财”并未显示出如“中国制造”般强大的竞争力，这直接影响着海外投资的经济效益。众所周知，财务是企业的生命线，财务健康是任何企业投资成功的首要保障；而在海外投资的议题下，“集权+协调”则是本土企业挑战海外的财务武器。

　　集权扼制风险

　　企业为了将触角伸向海外，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海外子机构，而在财务核算、资本运营、内部控制等方面，这些子机构势必也要从本土母公司那里“分一杯羹”，取得一定的独立的财务自主权限。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由于这些子公司置身海外的特殊背景，合理的财务自主权限很容易变质，成为财务自由主义的“祸根”。一旦母公司放松警惕，财务自由化的苗头就会在这些公司“兴风作浪”。举个最常出现的例子，目前在债务管理方面，我国很多企业的海外子机构，实行的都是就地授信的制度，即海外机构从当地就近贷款，结果集团内部的债务水平参差不齐、五花八门，不仅抬高了集团的资金成本，还使集团的总体债务风险骤增。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必须借助财务集权化这个有力武器。具体地讲，财务集权化管理包括预算集中、资金集中、债务集中、核算集中四个部分。在强硬的财务集权下，在母公司方面，其对海外子机构的财务监管和财务控制力度将空前强大；而在子公司方面，其财务活动自由发挥的空间，将被压缩到最小。在这个方面，中石油集团已经取得可喜成绩，该集团花费5年时间建立了财务集权化管理框架。在该框架下，集团内部任何一家分支机构的结算和销售，都被纳入到统一的财务系统中进行，海内外的资金收支得到有效控制。此外，该框架还解决了债务分散的问题，目前，该集团内部各分支机构的所有债务，均已实现全部转移至公司总部集中管理，并确定全球授信额度，筹集低成本资金，最终总部统一办理还款和财务费用的分割。集权化的结果是在财务风险大幅降低的基础上，中石油赚得盆满钵盈，光是2006年上半年就盈利806亿，蝉联港交所最赚钱公司，并于今年顺利跻身《财富》杂志世界50强之列。由此，财务集权化对企业的助力可见一斑。

　　协调保障收益

　　财务集权强调的是内外机构的财务统一，但海内外的财务环境毕竟有着千差万别，还要根据这些差异做出适当的财务协调。就目前来看，财务协调主要包括会计准则、税收制度、融资制度等方面，其中，在会计准则方面，通常协调可以通过加强准则方面的人员培训、以及聘请海外第三方财务咨询机构等措施来完成；在税收制度方面，惯用的协调做法是变换注册地，在开曼、百慕大群岛等国际避税港进行注册，这就越过了壁垒森严的税收“马其诺防线”，此外，在很多大力吸引外资的国家，变换资金身份，也可以起到避税协调的作用；在融资制度方面，要赴海外融资，必须先取得“准生证”，这时，与专业投资银行的合作、对企业内部治理的调整，实际上都是常见的协调举措，此外，加强财务人员的本土化训练、以及事先进行海外评级，也是行之有效的协调手段。

　　在实际中，在当前“海外上市热”的背景下，企业在融资制度方面的协调最为引人注目。由于国外资本市场准入机制的相对苛刻，如上所述的财务协调工作，成了中国企业赴海外融资路上的“必修课”。而在其他几个领域，目前正值国际会计准则修订的关口，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会计准则都发生了很大变动，这无疑对会计准则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在美国，随着萨班斯法案的颁布实施，包括中石油、新浪在内的44家中国公司都面临着治理方面的问责挑战，他们必须迅速根据该法案的要求，以最低的市场成本做出合理的内部治理调整。而实际上，这个过程本身也是财务协调在该领域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