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5周年

★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 谈佳隆 唐韵/北京、广东、上海报道

“假如你有一万美元，会存在哪家银行？”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2006年12月11日有关——这一天，中国入世5年保护期结束，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

专家说，这标志着中国对WTO承诺的全面兑现，也代表平等国民待遇下的中国后金融时代已经到来。

在过去的两年间，“金融业开放，狼来了！？”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期间，监管层也颁布了一系列新的金融业监管政策；而“国有银行是否贱卖？”“保险资金入市危险”等更成为金融监管层、金融从业者和媒体争论的焦点。

不过，金融业开放不单单是监管层和媒体之间的争论，也不仅仅是业界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金融业开放和普通百姓的关系最大。”一位学者明确指出。 

事实也确实如此，近一段时间以来，凡是与金融业开放有关的新闻都会登上各大网站的点击排行榜，某门户网站针对金融业开放设置的专题，在几天之内就有近十万人参与投票调查。

“期待1211……”，这是一位叫磊子的程序员，在他MSN签名档的留言。

为什么像磊子这样，工作与金融无太大关系，也“不够资格”享受外资银行服务的人也会如此关注“1211”？甚至还会在“期待”？

一项调查显示，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仍愿意选择国内银行的人占72.7%，明确表示将选择外资银行的占10.8%，此外还有16.4%的人在观望。

金融业的全面开放，为普通百姓提供了更多选择，而国内的金融机构面临的则是更大的挑战、竞争和机遇。

“狼”真的来了

★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北京报道

今天（2006年12月11日），作为WTO成员国， 中国按照入世承诺，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在承诺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

“买者自负”成现实

12月6日， 中国银行(行情 资讯)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银监会”）正式公布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其中规定银监会与商业银行、银行业协会有义务增进公众对金融创新的了解和对买者自负原则的认识，不断提高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承受能力。

这是监管机构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及“买者自负”原则。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表示，“买者自负”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理念，其基本含义就是“买者在市场上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收益，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据唐副主席介绍，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银行办成了行政机关，所以老百姓十分相信银行。虽然这也是好事，但是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业银行都进行了改革，成为了真正的金融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和买者之间是市场中平等的主体，都应该各自承担相应的收益，也各自承担应该承担的风险。

在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之后，“买者自负”原则已成为中国百姓面对的现实。

11月1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11月28日，银监会又颁布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下称“细则”），《细则》明确了外资银行在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包括从事人民币业务的条件、申请程序和审批时限。

根据《细则》规定，希望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在满足“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的条件后，可以向中国银监会提出申请，在获得相关批准后，即可经营全面人民币业务，包括允许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也就是说，从12月11日算起的3个月内，第一批对中国境内公民全面办理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将会出炉，中国的老百姓将可以与外资银行真正的“亲密接触”。《条例》发布后，英国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第一时间向银监会提交了申请，成为首家申请筹建本地子银行及人民币零售业务牌照的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京城“要塞”扎寨

1865年，汇丰银行开始在中国国内开展业务；1902年，花旗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很多人都是从中国近代史课本上知道这些名字。

不过现在，在一些大城市的繁华地段常常看到他们的金字招牌，以北京为例，在中粮广场的汇丰、在长安大戏院的花旗。

在北京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西二环和东三环已分别成为中外资金融机构的聚集地。

在北京的西二环边上，几乎汇集了所有中国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包括众多银行总部、保险公司总部、基金公司总部和其他大型的企业集团总部，还有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最高决策层也汇集于此，这就是—金融街(行情 资讯)。

在东三环，以国贸为中心的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中央商务区）地区，则是众多外资金融机构聚集地，因为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主要客户是以外资企业为主，而在北京有一半多的大型外企选址在CBD附近。

不过，目前这种“泾渭分明”的格局正在被慢慢打破。随着外资机构业务的不断发展，向中国本土客户倾斜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因此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瑞银、高盛、加拿大皇家银行、美洲银行、JP摩根五家外资银行都已签约金融街区域的英蓝大厦。

外资金融机构的办公地点和它们在中国金融市场的版图都在发生着变化。

根据银监会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在中国注册的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法人银行业机构共有14家，并下设17家分支行及附属机构；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73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24个城市设立了191家分行和61家支行；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183家外国银行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242家代表处。

数据还显示，在华外资银行的存款总额达到334亿美元，贷款余额为549亿美元，本外币资产总额达到1051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9%。

另外，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2001年底以来增长了4.6倍，年均增幅高达92%；中国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城市已经达到25个，其中5个城市属提前开放；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机构已达111家，获准经营的业务品种也超过100种。

外资银行的“战略布局”

中国加入WTO的前三年中，外资银行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而在最近两年，花旗、汇丰、摩根等外资金融巨头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战略布局。他们并没有如预计的那样在抢客户和抢人才，而是“抢”银行，几乎关于每家国内银行的融资传闻里都会有它们的身影。

在五年之内中国就将开放银行业的背景下，众多外资银行为何参股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呢？为何会对当中资银行“洋股东”如此饶有兴致呢？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有18家外资银行成为了25家中资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总金额达到181亿美元。而且，他们选择的对象也从地方商业银行和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迅速蔓延到包括上市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在内的大型商业银行。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中资、外资银行并非直接的竞争关系。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史建平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不是搞社区银行，不是到处铺点的，主要是集中在某些领域。未来他们可能会处于中国市场产品价值链的高端，而国内银行沦为低端业务的一头，做那些附加值比较低，利润也比较小的业务，因为我们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和高品质的业务去支撑这种竞争力。”

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创新方面差距非常大，仅花旗银行一家，从1996年起，已经不动声色地在中国申请了19项金融产品的“商业方法类”的发明专利。中资银行几乎没有金融产品的发明专利，主要是一些 “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如点钞机、保险柜等。

各银行的业务也都大同小异，只是名称不同。客户在选择银行的时候通常也只考虑银行的地点，从没意识到把钱存在工行和建行会有什么分别。

“我们国内的银行搞了很多产品和服务，但品质还属于低层次的，还处在简单模仿外资银行的阶段。另外，国内的产品的同质化也很严重。各家银行的服务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个性化的、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史建平说。

“一些银行的产品只是外资银行的‘二道贩子’，在设计和程序上都模仿外资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结构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剑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没有专门机构进行创新产品的开发、运作以及长远规划和系统管理。

“国内银行植根于本土文化，这是很大的优势。而银行服务与文化有很密切的联系，金融产品是有浓厚文化色彩的产品，如果我们能开发出真正满足中国人需要、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产品和服务，在产品深度开发上下功夫，搞一些中国原创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外国人是竞争不过我们的。”史建平建议说。

中资银行：如何接轨“国际惯例”

事实上，为了迎接金融业的全面开放， 中资银行做了不少努力，希望迅速地与国际接轨，如股份制改造、剥离不良资产、股权分置改革、高管持股、高管年薪制、引进战略投资者、A股上市、H股上市、A股H股同时上市……

显然，中资银行正在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迈进，与此同时，消费者对银行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一些消费者批评说，中资银行进行“国际惯例”改革中，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改，而忽略了其服务水平的提高。

国际化“形似神不似”

在很多人眼里，中资银行的国际化似乎只体现在频繁出台的各项符合“国际惯例”的收费项目上：小额账户费、辅币兑换费、清点零钞费、大额提现费、电话银行费、网上银行开户费、借记卡年费、跨行存取及查询费等等。据统计，从2003年以来，银行的新增收费项目有20余项之多。

“人们不一定是对这些措施本身不理解、不认同，主要是消费者在付出更高费用的同时，并没有得到的更加优质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和更高的服务效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史建平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史建平认为，入世以后，国内的银行业有很大的改善和进步，比如增加了很多金融产品、用卡的环境变化很大。但是，和国际上的大银行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异。“这个差距不是在‘硬’的方面，因为我们的产品并不少，而是‘软’的方面，也就是服务的品质和深度不行。

“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是‘形似而神不似’。”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研究室主任易宪容对《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国内的银行可以引入国际制度、国际规则，但是其实质的东西，比如企业的运作机制、文化理念、内在的机理并没有改变。

但是对于金融行业全面开放，易宪容认为这有利于国内银行的发展，“要让国内银行真正的走出来，就像我们的汽车产业一样，越保护越死，一放开反而活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

易宪容认为，某些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层面早就已经破产了”，要不让市场慢慢淘汰掉，要不逼着它改进产品和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结构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剑峰也认为，国内银行的改革和国际化还处在表面，“公司化改革和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也只是停留在总行的层面，这些要从总行传达到分行，支行甚至窗口，还需要很多时间，我们应该给银行更多的时间。”殷剑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如何平衡高低端客户

“像史教授这样的小客户，越来越不讨银行的喜欢了。所以，在国内银行的改革发展中，对这些低端客户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改进根本提不到议程之上。”银行业人士透露说。

史教授认为，银行有自己的逻辑，80％的低端客户只创造了20％利润，成本高利润小；既然我们已经变为了公司化的商业银行就应该从利润角度出发，主要抓住20％的高端客户，而且这也是外资银行同中资银行争斗的主要群体。

“高端客户、企业客户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但是能够因此忽略那些低端客户？”一位网友发帖反问。今年，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摘得了诺贝尔奖，这让国人开始重新审视“银行”这个角色，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银行？

“银行的本质应该和餐饮行业一样，是一个服务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面向市场，服务老百姓。这既是眼前的目标，又是最终的目标，只有始终坚持这个目标，才能增强竞争力。”殷剑峰说。

殷剑峰认为，对于银行来说，给人于帮助和自身的做大做强进而提升一个国家的金融实力，这两个问题不矛盾，“把金融行业做大最强，最终的目标也是服务老百姓。”

“银行就是一个中介机构，把有钱的和需要钱的人沟通起来，并使沟通更经济、更有效，并且双方都能够得到益处。” 易宪容说，“银行的本质就是如何风险定价，给信用、风险定价，进行风险的买卖。”

而对于尤努斯所做的东西，易宪容认为不可能搬到中国，“中国并没有可以自由进入和有效竞争的银行体系，严格由政府管制。”

专家认为，中资银行必须从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状况、人才储备等方面分层次的逐步适应，才能和“国际惯例”接轨。

金融改革堪堪上路

★《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葛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当前，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攻坚期，在这一阶段，保持金融稳定与发展，事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大局。但在另一方面，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对内而言，低效率、高成本的金融体系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进程；对外而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溢出效应不断放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速推进金融扩张，发展中国家金融主权让渡、金融危机频发的风险持续放大。

因为形势逼人，自2003年底起，以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为标志，金融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通过企业改制，促成产权制度实质性转变，成为本轮改革的首要任务。尽管这一过程仍然存在大量根本性的难题需要克服，但最起码，改革开始逼近问题的实质。

眼下，“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之三步走战略基本完成，除农行以外的中资大型银行均已改造为沪港两地上市公司，且受到国际资本热烈追捧。三年冲刺，境外机构“短平快”地取得了进军中国的桥头堡，国资部门大限度地实现了账面资本增值保值，那些被投资的银行则甩脱了沉重的坏账包袱，开始打造意图中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多赢的局面，为下一步更为艰难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此之时尤为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应当看到，中国金融业长期封闭、长期落后的局面不会仅仅因为巨额资金的投入而发生质变。尤其是，在国有银行这样一个长期为政策所庇佑、至今仍然享有市场垄断及价格管制所带来好处的半封闭部门，改革的难点并不仅仅在于“怎么改”，甚至还有“愿不愿意改”的问题。

上市并非灵丹妙药，看看Ａ股市场那些漠视游戏规则、漠视股东利益的公司就能知道，即使是在上市后，优质企业、甚至只是合规企业，并不必然就会随之而来，徒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危险始终存在着。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某报告毫不客气地指出，“大型国有银行的实际运作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许多银行仍将大量资金贷给国有企业，贷款几乎或完全没有根据商业风险进行定价。”

金融改革之所以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资金系现代经济最核心资源，金融机构配置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总体经济健康与否；二、由于存在显而易见的负外部性（经济学中将经济主体给他人造成的成本问题称为“负外部性”），金融企业破产将会造成巨大的外部不经济。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似是而非的言论喜欢很是喜欢“金融安全”这顶大帽子，但其实，安全不是纸面上的安全，不是空谈中的安全，安全与否的标准应该是该部门能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因此，严格管制绝非金融安全的充要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世界上最发达、最稳健、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恰恰正是那些开放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如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瑞士、卢森堡等，而大多数发生过金融危机的经济体，在此之前都曾经长时期维持金融管制。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观念更新并非一蹴而就能够完成。除此之外，中国经济社会日渐明晰的利益分野将会大大加剧后续改革推行的难度。这些问题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金融部门，在很多所谓中的战略性行业，上市之后的继续改革其实都会遭遇类似挑战，即能否实现国资所有者的商业化运作，以及如何构建合理有序的竞争格局。

当然，即使没有这些瓶颈制约，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同样困难重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在大量中低端行业构建起了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但在几乎所有高端领域，“衬衫换飞机”的尴尬依然普遍存在，部分开放的中国金融行业，已经再现“贴牌生产”之虞。

目前，像汇丰、花旗之类银行的贷存比大约都在200%左右。今年1-9月，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债券融出总笔数为24253笔，融入总笔数为853笔，外资银行同期融入总笔数为3282笔，占到中资银行融出总笔数的14%。这种局面的出现，虽然很重要的原因是，外资银行吸收存款受到限制，但在另一方面，亦能看出某种不甚理想的分工正在形成，即，中资银行以大量网点、人力成本吸收存款，转而以较低利率拆出，外资银行则通过资金拆入，继而蚕食中资银行在贷款市场的份额。

如何看待得失需要进行通盘考量。退回封闭、维护垄断只能导致弱者愈弱，中国金融业一路走过的历程已经反复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当前阶段，惟有继续以背水一战之态势，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将倒逼的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趟出一条未有前人之道路。